【内容摘要】进入二十世纪后，列强开始加剧对中国的侵略。与此同时，教会学校这一实体也伴随着列强的侵略进入中国。一方面，教会学校属于列强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而另一方面，教会学校又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雅礼中学作为一个发源于20世纪初的教会学校，其发展历史可以很好的反映出这一时期湖南教会学校对湖南教育近代化的历史。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从分析雅礼的缘起反映出这一时期教会学校来湖南办学的客观条件；第二部分将从雅礼在国民大革命之前的发展经过分析教会学校来湖南后的发展；第三部分将辩证地分析教会学校对湖南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关键词】雅礼协会 教会学校 教育近代化

一、雅礼的缘起

（一）雅礼协会的创办

早在十九世纪末，受当时的“青年拓荒运动”的影响，耶鲁大学的一些有志青年便有志于投身于世界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建设。进入二十世纪，有学生开始倡导创办一个类似“耶鲁海外宣教团”的机构，前往海外办学、传教。1902年6月22日，名为“雅礼协会”的机构在耶鲁校方的大力支持下成立。时任耶鲁校长哈德黎在协会成立时的发言中指出：“雅礼协会即将去中国开展工作……其目的是在中华大帝国的内陆创立一所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教育中心……”^[1]在这之后，雅礼协会明确了来华办学的目标。

（二）雅礼协会选址湖南的原因

协会最终选择湖南作为办学地点，主要有以下的考量。

首先，华中地区高等教育尚处于空白状态。此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基本都有了各方兴办的高等教育，雅礼协会若进入这些地区，并不能起到对其教育产生深刻改变，也难有太大建树，故而高等教育尚属空白的华中地区便成了协会考虑的重点。

另一方面，湖南省进入近代以来一直以守旧排外著称，在甲午战争前，凭借太平天国中湘军的优秀表现，湖南自诩为传统的捍卫者。19世纪后半期，全国出现了广泛的反洋教运动，湖南是其中最激烈的省份之一。“只要湖南有传教士涉足之处，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2]从19世纪50年代衡州教案开始，到20世纪初长沙、宁乡，湖南共发生教案约30次。加上湖南在华中地区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当时耶鲁人认为，如果能成功在湖南地区立足，影响辐射到整个华中便是很轻松的事情了。

此外，湖南自身的教育思想在此时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甲午中日战争后，湖南在短短的数年间，居然由出了名的守旧中心，一变而为全国维新变法“最富朝气”的一省。^[3]“湖南于十八行省中，以守旧闻天下也，今乃遽然大觉，焕然改观。”^[4]“谈新政者，辄以湖南为首倡，治称天下最。”^[5]梁启超在谈到湖南当时的情况时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者，而其数不可计算。^[6]各种报刊如《时务报》《湘学报》等广泛发行，盛极一时。在此基础上，湖南人接受来自雅礼协会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有了社会基础。同时，耶鲁方面也非常看好湖南省，雅礼奠基人之一的德士敦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写到：“我所听到的关于湖南的一切都表明，它将是未来的一个至为重要的省份。”^[7]

（三）雅礼大学堂成立

然而，雅礼协会来华创办学校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决定来湖南办学后，很多具体的问题摆到了协会的面前。首先是语言问题，来华教学，势必需要学习中文。其次是择址问题，如前文所言，湖南省社会各界虽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思想，但其对外国人依然有一定的排斥。雅礼协会想要在人生地不熟的湖南找到栖身之地，并不容易。1902年，德士敦作为协会代表来到长沙筹划相关工作，遗憾的是，由于原本健康状态欠佳，加之长期劳累，德士敦于1904年被迫回到美国，不久后便与世长辞。1905年，盖葆耐夫妇、席比义、胡美夫妇相继抵华，继续德士敦的事业。

在这段时间，雅礼协会收到了一笔出人意料的捐助。英国从其“庚子赔款”中支出了一部分返还中国，用来发展医疗教育事业。由于英国在湖南省没有相关的民间团体，于是便将一笔25000美元的钱转交给雅礼协会管理，在这笔钱的支持下，雅礼协会建校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1906年11月16日，经过席比义等人的多次努力，在长沙西牌楼租来的几间小楼里，雅礼大学堂正式成立，雅礼协会在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实体。

二、国民大革命之前雅礼曲折发展过程

（一）辛亥革命前的艰难初期

雅礼大学堂成立后，其发展并不顺利。1907年，协会中最得力的席比义在去庐山度假时不幸溺水身亡，许多重要的工作一时间也停滞了下来。另一方面，受制于资金、人员和设备限制，学堂也无法继续扩大招生。

为了解决人员问题，协会制定了独特的定式梯队制，逐年派遣学士来华教学。同时，为了适应中国刚刚摆脱旧式科举教育、学生素质仍然不足以进入高等学校的国情，协会适时调整了办学方针，在筹划高等教育的同事，开始更重视中学教育。

然而这时候，政治局势的动荡又开始影响雅礼的办学了。1910年长沙城米价上涨，引起了抢米风潮。风潮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原有的仇外情绪也被煽动起来了。由于学校处理得当，雅礼平素又较为低调，学校没有受到直接损失，但教学工作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几度停滞。同年10月局势稳定，学校又逐渐恢复了正常教学。动荡的局势下学校却有了另外一个收获：雅礼协会上下一直期盼购买的土地有了着落：受局势影响，老百姓害怕“平均地权”后土地充公，于是纷纷出售土地，雅礼抓住了这个机会，买下了长沙城北郊的二十亩土地。后来的雅礼大学和湘雅医学院，便是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到了1911年春天，要修粤汉铁路，长沙很多权贵见有发财机会，便纷纷插手此事，试图“私人承包”，而长沙民众得到消息后，立马组织起极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一时间，局势再次动荡起来。10月份，辛亥革命爆发，局势进一步动荡，学校不得不暂时停课。过了一段时间，革命军掌握了局势，长沙街头平静下来，学校又再度复课。幸运的是，在这一系列的风波中，雅礼都没有处在斗争的矛头下，故而学校算是平稳度过了这段动荡时期，进入了一段繁盛期。

（二）辛亥革命后的欣欣向荣

复课之后，学校的发展走向了正轨。首先，协会期盼已久的高等教育终于能够正式上马了。1914年，经过几年的中学教育和大学预科教育，之前的大学堂学生基本具备了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资格，于是，雅礼成立了正式的本科。1916年，麻园岭校舍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竣工，学校迁往新址，开始了跨越式的发展。“到了1917年秋天，已有满满4个大学班的学生”^[8]，1921年，美国康州通过法律，授予雅礼大学授予学位的全力，“到1927年为止，学校一共授予了67个学士学位。”^[9]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中，雅礼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绝对数量不大，但在新学刚刚开始的当时，已经是很客观的了，况且，当时雅礼主要培养的是政界、医学界和教育界的人才，正好符合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这段时间雅礼另一个成就便是湘雅医学院和湘雅护校。早在1907年，雅礼的早期创始人之一胡美医生便在长沙开办“雅礼诊所”行医，积累下了良好声誉。辛亥革命后，湖南的很多士绅、官员感到有必要在湖南兴建起一所真正的近代医学院来培养近代医学人才，这与雅礼协会创建医疗事业的想法不谋而合。1914年，雅礼协会与代表湖南官方的“湖南育群学会”签订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决定共同成立一所医科大学、一所医院、一所护校和一个实验室。其中“湖南方面负责为医学院和护士学院建设校舍，校舍费用为5万银元的9英亩土地及每年维持办学和医院经常费5万银元。美国雅礼协会负责建造医院，承担医院设备费15万美元，并提供15名教师、医生和护士等人的薪金及其他费用。”^[10]这年12月，湘雅医学院正式成立，中国人颜福庆担任校长，胡美担任教务长。第二年，雅礼医院和护校也迁入，和湘雅合为整体。湘雅这一综合体不仅为湖南省培养了大量医学人才，更为湖南医疗条件的改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15年的住院病人达到2200人；1918年的统计数字是4200人……”^[11]而当各种传染病横行的时候，医院也大力配合建立传染病院，控制病情。而湘雅护校则是全国首个护士学校，其创始人盖仪贞小姐更是领导了中国护士协会的成立，推动了全中国的护理教育的发展。

应该注意到的是，教会学校在湖南的发展情况，与政治局势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每逢政治局势动荡，湖南社会原有的民族矛盾以及排外心理便很容易被激发起来，进而影响教会学校的发展。而当政治环境稳定之后，教会学校作为承载着西方办学理念的学校所具有的先进性又展现了出来，中国对其又重新有了需求，其教育事业也得以继续繁荣。

三、辩证评价教会学校对湖南近代教育的影响

（一）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性质深思

从国家层面来看，这一时期湖南省乃至全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兴起均可视作帝国主义入侵的一个部分，是帝国主义国家在《辛丑条约》之后掀起新一轮入侵浪潮的一个结果。而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教会学校也可以理解为是转型中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进一步碰撞下的产物。在这两个角度下，我们应对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性质进行客观、辩证的评价。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向帝国主义列强赔付了大量战争赔款，即庚子赔款。而在庚子赔款中，其中，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国家均陆续返还或放弃了赔款，而其中的大部分，便用来支持传教组织在华组织传教活动或开办教会学校。根据统计，“庚款兴学提高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兴办了不少高等院校。美国的庚款创办了清华学堂（民国改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和包括燕京大学（后改名为北京大学）（【编者按】此处有误，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非改名关系，北京大学诞生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燕京大学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之一，创办于1919年。在中国高等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中国大陆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后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的12所教会大学。英国的庚款资助了华中、齐鲁等9所教会大学。法国对庚款在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之外不多的余款资助了一些中法教育机关，如上海中法工学院、巴黎中国学院、北平中法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等。比利时的庚款资助了北平中国大学、北平第二工学院等学校，并创办了上海雷姆电学院等。”^[12]（庚子赔款去向）因此，这一时期大量兴起的教会学校经费基本均来自于庚子赔款——即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以雅礼为例，尽管雅礼在所有教会学校中保持着非常高的独立性，其经费来源亦多来源于雅礼协会的筹集。但在其成立之初，一笔来源于庚子赔款的经费（见前文）成为了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持。而在之后的办学中，尤其是当学校在国民大革命后出现经费短缺时，雅礼协会不得不提出与几个教会联合办学。而横向对比这一时期的湖南其他教会学校，基本全部由庚子赔款造就。因此，教会学校兴起是帝国主义入侵的一个结果。

在国民大革命之前，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关于传教的条款的保护，加之清政府主权观念的淡薄，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在未经注册的情况下开设教会学校。而学生招收、课程选定等事项，均由校方自己确定。

而按照当时的学制，“中学课程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加课家事、园艺、缝纫。外国语以英语为主， 因地方条件可任择法、德、俄语之一种。”因此，教会学校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此外，教会学校亦难以免除以传教形式对中国进行精神上的控制，据记载，美国传教士倪维思指出，“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法，教会为社会培养一半以上的教徒只需花费1/4 的时间和力量”^[13]。从1887年上海举行的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开始，在华传教士传教士重心转向办学特别是转向高等教育。在此次大会上，传教士狄考文指出，“教育……可以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结构中去”，“使中国基督教化”。^[14]当时的雅礼虽然开设了宗教课程并具举办宗教活动，但尊重学生的信仰自由，并不对其做强制要求。而这一行为却在美国教会组团来华巡视时被批评“不像个教会学校”“建议加强宗教教育”^[15]这个侧面，可以看出教会组织、教会学校十分注重在宗教上对中国进行渗透。其诚然亦是西方国家入侵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教会学校又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产物。此时的西方文明具有海洋文明、工业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多种特性，因此其文明具有很强的扩张性，而宗教传播，亦是其扩张的重要形式。

而此时的中国文明，正处于转型阶段。旧有的农耕文明特征仍主导着社会，对外来事物尤其是纯粹的传教活动仍有排斥性；而新兴的文明要素，如工业化、教育近代化，亦在茁壮成长，并大力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当两个文明进一步碰撞之时，教会学校这一兼具着宗教与近代教育性质的形式便成为了一个较好的“折中方案”，同时也成为了先进文明带动落后文明进步的一个工具。

（二）对教育转型的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初，是湖南省乃至全国的教育转型的新时期。经过甲午战争、维新变法、清末新政之后，守旧派士绅的教育理念再也无法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传统的科举教育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凭依。因此，对于新式教育的需求便比洋务运动时期更加强烈。而教会学校作为洋人直接开办的学校，其学校形式与西式学校基本无异，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教育而言，无疑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而对于经历甲午战争而实现了极大的思想转变、积极学习西方的湖南省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教会学校对湖南教育转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从办学内容而言，教会学校相较于传统教育，更注重学生德育、体育、美育等综合发展，培养合格的现代国民，这相较于过去仅将教育作为跻身仕途敲门砖的科举教育，无疑是划时代的进步。而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宗教课程外，教会学校更注重以自然科学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同时与社会相适应。如雅礼大学堂1913年开课如下，见表1：^[16]

表1

可以看出，教会学校课程大异于旧式教育，却又保留了旧式教育的精华。使得其教会学校得以兼具两者优点，同时向学生传授近代科学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从而培育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人才。

其次，从办学理念上看，教会学校引进了西方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模式。如雅礼引入了带有美国色彩的启发式教育和英语的直接教学法，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以及学术水平。另外，学校在日常管理中也注重尊重学生的权利，构建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而非旧式学堂权威式的师生关系，也提升了学生们的独立自主意识，推动新型教育理念在湖南省社会各界的深入。

最后，教会学校引入了女子教育和医学教育，填补了湖南省在这一时期的一个教育空白。“据统计，1920年前的湖南女子教会学校就有12所”^[17]，而雅礼等较为著名的教会学校都较早地开始男女同校。以上现象的出现，冲击了曾经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和“男女授受不亲”等陈腐观念，推动了湖南社会对女子教育看法的改变，进而加以重视。

而湖南近代教会学校在医学教育的的成就上尤为突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雅礼协会与湖南省政府共同开办的湘雅医学院和湘雅护校。前者在创办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医学院，培养了大量医疗人才，留下了“北协和，南湘雅”的美誉。而后者的领导人盖仪贞小姐创办了中国护士学会，为湖南乃至全中国的近代护理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湖南近代教会学校对教育发展起了较为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其走向真正的教育近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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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明．近代湖南教会学校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11]伍春晖．湖南教育近代化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活动过程记录

在本次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活动过程可以分为下列几个部分：初次资料收集、初次写作、二次资料收集、二次写作。

刚开始时，我选定了“教育近现代化”这个切入点，想从雅礼的百年校史谈及百年来中国的教育近代化、现代化。我的初次资料收集比较狭隘，主要来源于学校编纂的一些历史书籍，比如《跨世纪的雅礼》、《雅礼史话》等。写作速度倒是很快，不到一个礼拜，洋洋洒洒一万余字的一篇文章便诞生了。然而，我缺少论文写作经验，且想谈的话题和切入点都太过宽泛，写出来的东西一来格式严重不符合规范，二来太过浅薄，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经过历史老师的建议后，我决定推翻之前的努力，重新来过。

老师给我展示了一篇曾经的学长写的一篇关于探访长沙老公馆的比赛文章。我看过之后，均不是很认可这种写作：该文章虽说切入点十分新颖具体，但其展现形式却如同一篇游记，难以体现出学术的严谨性与逻辑思维的论证。经过商量后，我决定在雅礼校史中截取从雅礼协会成立到国民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点，从当时雅礼“教会学校”这个属性来谈其对湖南地区教育近代化的影响。这样一来，研究的点更加的“精细”了，我能够真正研究的东西，也更加具体了。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时间。之前那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写作速度快，是因为当时正处暑假，而当我开始新的文章的写作时，已经进入了高三。学习任务的沉重和11月20号这个“Deadline”一起逼着我奋力向前。

利用课余时间，我通过参观校史馆、搜索雅礼协会官网等方式收获了一些一手史料。接着，我利用中国知网等平台下载了很多跟我的论题有关的论文，作为参考。在经过了大概一个多月的准备后，我开始了新的写作，又经过了大概一个月，我完成了新的论文。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精力所限，之前计划的用来支撑部分史论的史料收集难以完成，故而这篇论文最终仍有较大的缺憾，而其严谨程度距离真正优秀的学术论文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当然，这次的写作经历与我而言仍然是宝贵的，也算是完成了我之前一直有的“在大学之前独立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愿望了。

此外，除了感谢老师对我的指导之外，我还要对同班的周博文同学致以最高的感激。第一篇论文为我们二人共同完成，在重新写作的时候，出于比赛规则对参赛人数的限制，周博文同学退出了写作，由我单独完成第二篇论文，但是，在第二次资料收集阶段，周博文同学也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可以说，这篇论文中有着周博文同学巨大的贡献。

历史感悟：论从史出的困境

歌德曾言，不能吸收五千年历史经验的人毫无未来可言，此语出于近代方才民族觉醒的德意志民族之口，不禁让素有重史传统的中国学术界自觉责任在肩。然而，自海登﹒怀特元历史理论以降，人们开始愈发关注用理论去解释历史现象而非用历史事实来探讨理论，这让我想起了古时司马迁等史学先行者所持的“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责任感，终究还是以自己一腔热血铺陈到纸上，史实不过是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见解的工具而已。如此固然可以自圆其说，然而却少了一份对历史事实真相的探赜索隐。历史学不应变成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更不应成为达目的不惜把历史史实打扮得面目全非的修辞学工具。历史只能是一门探索真相的学科。

这次习作，我尝试着用论从史出的老办法，从雅礼的校史中归纳总结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然而，面临着不少难题，这不只是我在历史研究中的难题，也有可能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学术界在论从史出的治学方法下进行研究可能会遇到的难题。

首先便是资料的保存难题。本来雅礼中学就多次易址，资料难以保全，又加以文夕大火和文革之乱，资料大多遗失，连校史馆都惨惨戚戚，只得用几张老照片强充门面，剩下的部分都在自夸建国后的成就，清末民初的历史文物可以说是没有一件。所以，要想证明雅礼大学的性质，除了相信其它学者不知从哪里弄到的课表等原始物件的真实性，把二手资料当成一手资料搪塞塞责外，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然而中国近代史的史学研究情况恐怕还要更加恶劣。不仅第一手资料要么化为灰烬要么流于海外，而且多是孤本难以查阅。这是论从史出的第一个困境，即第一手资料的缺乏。当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在未来应该不会成为史学研究的限制性因素。

其次是当事人对历史态度的评价千差万别。历史如果和个人发生了联系，就受到了主观意识形态的限制。就拿雅礼大学的性质来说，雅礼中学的官方资料坚决不承认其具有教会学校的性质，而诸多老校友都提到许多教职工其实是教徒，而学校初期其实就是典型的教会学校。究竟孰是孰非，在第一手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实难定夺。还有一些并不是资料缺失所致，而是意识形态挂帅而采用的曲笔，混杂在当事人的回忆中，于其自身虽为摆脱责任的良方，却对史学研究的探索造成了影响。就比如之前对雅礼协会友人在抗美援朝期间的遭遇就老校友询问时，有的说他是被软禁起来，然而官方资料却显示其是在工地上忙碌。究竟何为真相，就算能够调查清楚，恐怕也无法影响官方资料的表述。

最后，纯粹地论从史出，很可能造成支离和混乱。就比如说本文一开始想完全从史论出发，但发现如此一来论点不但角度分散，而且之间还有互相矛盾之嫌。所以最后还是不得不从一个主题出发，尽力地串联史料，方成此文。

但就算遇到困境，论从史出仍是唯一的通衢。在本文中，笔者不回避有争议的观点，如落后的文化对于教会学校的发展究竟是否有利，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区的活动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等，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如此一来，史学界才有避免过去为帝王将相修家谱的那种沦为统治工具的命运，才能完成它探索真相继往开来的使命。

密涅瓦的猫头鹰只能在黄昏中起飞，再多的困境，也无法改变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只希望以后国家注重对第一手资料的保护，放松对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控制，如此才能增强文化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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