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岱宗，齐鲁未了。
一览山小，浩气无疆。
青山白骨，血染沙场。
山河破碎，落日残阳。
国家危亡，匹夫有责。
不拘一格，志在四方。
无名英雄，我辈谨记。
清明来祭，野菊芬芳。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赤子之心，薪火永彰。
呜呼，伏惟尚飨……
早春四月，空气中还透着阵阵凉意。清明时节的四中校园有些湿漉漉的，行道树的枝桠才冒出点点的绿意。庄重的氛围弥漫在四处，周遭静悄悄一片。而在一片肃穆而庄严中，致敬四中前辈的仪式正在无名志士纪念碑前开展。
我们身着正装，分列两队，庄严地面对着这碑凝练而骨感的铸铜花岗岩雕塑，在祭奠主持的深沉的诵读声中，默默地将炽烈的目光焦灼在纪念碑上。
那是一块采自泰山的殷红色花岗岩，顶部放置铜铸的一顶军帽、帆布手套，中部镶嵌着四中校徽，下方用淡绿色的笔墨刻写“谨向为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献身的北京四中学友致以崇高的敬礼”的碑文，基座上摆放了一束绽放的野菊花。
还是在2007年四中百年校庆时期，校友刘玉山先生将此雕塑赠与母校。此前，校友们提议，要纪念百年来著名校友，并且达成一致 “不要给校友个人立像，我们要立一个碑来纪念所有的校友，所有为国家发展和强盛作出贡献的校友。”这正是四中人所拥有的广阔的胸怀。它装载着千千万万四中魂凝成的伟大的精神，而非仅是千千万万个杰出的个体。
立碑十年来，多少学子在纪念碑前肃然而立。站在碑刻面前的人，眼中是一方棱角分明的泰山石；心中装的，想必是百年间无数脚踏过这方土地，而心系天下的爱国前辈们吧。
“殚思竭虑，历时五载，一代名校初始成”
北京四中校园里最醒目的地段，稳立着一方硕大的岩石。这就是王道元先生训诫石。岩石采自“三江源”地区，那正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发源之地。训诫石正面刻写着北京四中首任校长王道元1919年撰写的《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第八级毕业生通讯录序》。2006年4月，该《序》部分内容被正式确立为《北京四中训诫》（后文简称《训诫》），成为北京四中教人育人的灵魂之所在，为数届校友所熟读传诵。那么，这位王道元先生是如何在百年前、在短短五年之中，造就一代名校，为后世所缅怀的呢？这还要从四中建校之初说起。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2月[1]，正是一个玉兰含苞待放的时节。西什库的天财库旧址从那时起便有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与使命。之后的近百年中，这方小小的土地将走出众多革命先驱者与社会杰出的栋梁之才。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堪的年代，虽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906年废除科举等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社会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但是清政府顽固保守的封建统治仍然顽固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用苟延残喘的气力蚕食着人们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新与旧、民主与专制不断抗衡的年代，北京四中的前身“顺天中学堂”诞生了。
建立之初的顺天中学堂发展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其时旧制尚未尽废，师生之间的道德礼数依然深入人心。并且清末政府衰颓，军阀混战，物质条件匮乏，给本应在和平与稳定中发展的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的困扰。
王道元先生回忆道[2]：
“当时学堂监督张祖荫（即校长）[3]平日和学生感情极端乖鬲，平时学生向他有所陈白，须上红禀，俟批准后方能对面讲话。1912年，由于与四中学生在伙食匮乏问题上冲突，张监督索性向府尹提出辞呈永不到校。一时学校陷入无政府状态。学生们见事情得不到正当解决，乃全体出动，径向教育部请愿，把张监督撤职查办，急派新校长莅任，免致久荒学业。据说学生结队游行请愿，这在北京乃是初次创举。”从百年前学长们捍卫自己权利的精神与行动，便可初见此后四中学生深刻参与社会政治进程的端倪。
眼看前任校长辞职，学务局调解无效，而开学在即，学校不能就此混乱下去。于是又慌乱了一阵子之后，十月底学务局终于正式发布公告，将前校长免职，委任王道元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4]校长。
前任校长刘长铭在回忆老前辈王道元先生时曾说道：“王道元先生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所以一来到四中，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全校的学生召集到现在老校长室那个位置，然后同学生进行了一场完全平等的对话。”
据了解，王道元先生开门见山便提出，“我誓愿和同学们朝渐夕摹，共同努力，一切开诚布公，不尚空谈，实事求是，办好这个新造的学校。”他说，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就应该当时在会上提出来共同商讨解决。
果然，亟待解决的伙食问题被提出来。道元先生回答：“饭都吃不饱，不断在校外去买零食，这不是常法呀？我说是的，不是你们提起，我也是要首先把吃饭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呢。一月三元的饭，不但大家吃不饱，厨房也作不来，实际问题需要实际方法来处理……”这样恳切而理性的答复，逐渐引起了教工与学生对这位新任校长的好感。
接着，先生提出了一个构想，鼓励学生建立自治会，跨过校方与食堂的沟通。“我决意把这件事（解决伙食问题）交给你们自行管理，每班推举出一二人作炊事代表，吃三元饭也好，吃四元饭或多些的饭也好，那就由交易双方来规定，总务不再去干预和代管。由此开端更希望你们组织四中学生自治会……我们应朝着民主自治的道路上前进……我们这样做，对其它学校可能起示范作用，我是具有信心的。”
王道元先生的这一提议一石二鸟地回应了伙食和学校管理官僚化两个问题，并激发了四中学生自治自立的民主精神。而之后由此建立的自治会，也开创了四中学生民主参与学校治理的先河。果然“经过一番恳切号召，结果在会上一致通过了，且各有喜色报以掌声”。
之后的五年中，王道元先生不断地倡导学生“学科学，学世界，学做人”，“以养成社会中间人物……为升学或留学外国打好基础，为深造做好准备。要对风华抱着改良的愿望，对国是抱着科学教过的信心”。
他设立修身课程并亲自“掌握这门功课，藉以启发青年爱国心，随时批判旧社会一切黑暗不合理的乌俗”；为了配合历史的潮流以及灌输民主进步的思想，他“把各科目和随着年期的进程，区别为轻重缓急，灵活分配”；此外，他并不主张读死书啃讲义的作风，“鼓励学生们自发自觉的课外自修及其进步”。
在整顿校风、祛除旧社会风气方面，王道元先生也是殚精竭虑。对于个别学生仍然留辫这种现象，他“亦不必强迫，在放寒假前和他们约定，回家后设法通过家长把它去掉方好，不要带着辫子再进校门”。果然，来春开学时，无一人带辫子入校。当年学校颁布的章程中，甚至写入了饭前便后要洗手、吃饭要细嚼、切莫随地吐痰等等琐事。
他遵循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既坚持发展科学，又主张兼容并蓄。他不拘一格引进教师，延揽齐如山、郭凤惠等众多名师任教四中。当时的四中，既有满口洋腔的学者，又有之乎者也的先生，自然科学与书法、国画等传统课程和谐并置。
他还鼓励学生开展课外活动，有的学生自己组织，有的由教员提倡领导进行。最初有足球会、武术会，学生自组，竞赛时请人评判。还有“滑稽”话剧组, “其创始早于天津南开学校，在北京四中为独步。学校曾搭起席篷和戏台，演《王小过年》和《一元钱》话剧。”
循着王道元先生的理念，凭借师生不懈的进取，四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17年的京师中小学观摩会考中，四中名列第一，且个人前三名均为四中学子；同年，还获得京师联合运动会冠军。短短五年，四中一举跃入名校之列。
“可以说，王道元先生是最初奠定了今天四中民主校风的一个奠基者。”刘长铭校长回忆起百年前的那位老先生，眼中闪着崇敬的光芒。
1919年，在王道元先生离任两年之后，他又亲自执笔，为四中毕业生通讯录作序。在序中，他告诫莘莘学子，“须知人之所以生，要以自食其力为本根，以协同尚义为荣卫”，“贡献于群众不啬”。他极力反对闭门造车，倡导“学无止境，致用亦无止境”。就这样，一篇191字[5]的发自肺腑的《训诫》，在将近百年后，又被镌刻在硕石上，立在校园中央，时时刻刻指点四中学子投身于社会，投眼于未来。
继往开来
时间走到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上丧权辱国的条约结果震惊中华上下。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3000多名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经东长安街、东单，直捣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
第二天，也就是周一，五四风云的消息轰动四中校园。根据四中老校友、著名学者诗人冯至先生回忆，五四前的几年中，国内外风云变幻，学校里则静如止水。学生按部就班地上下课，充分吸收教师们所授的知识；而五四运动伊始，平静的四中校园立即掀起波澜。当日第一节课，国文教师潘云超先生刚刚站上讲台，便一脸严肃地告诉学生：“你们知道吗？昨天上演一出《赵家楼》！……”慷慨陈词点燃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年轻的生命迅速投入此番爱国热潮中。冯至先生回忆称：“（五四的第二天）全校沸腾，气象一新。 ‘打倒卖国贼’、‘废除廿一条’、‘收回青岛’等小标语转瞬间贴满了墙壁的树干。紧接着是走出校门，宣传演讲，自动地成立学生会，派代表参加学生联合会，罢课游行，跟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进行斗争……”[6]转校生胡曲园校友称述，四中不仅教学认真，而且充满了民主自由的空气。“在这里，各班的班长都由同学自己推选，负责处理班级里有关学生的事务。全校有‘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由各级同学推选代表二人组成。自治会订有详细的规章制度，学生根据自治会通过的决议，可以对外发表宣言，上街游行，并享有罢课的自由。学校当局对于自治会完全采取支持和赞助的态度，随时提出些合理的建议供大家讨论。……这些，都是我在转校前无法可想的。”
前文提到的潘云超老师，正是北京《益世报》的主编，常有针砭时弊的锋利文字见诸报端。他的所作所为，在冯至先生的头脑中“为在五四后接受新文化铺设了一条渠道”，对他的影响极为深刻。再加之后来一些传播新文提倡新文学的报刊杂志在那时都不胫而走地进入了宿舍和课堂，冯至等同学“阅读后略有体会，便如大梦初醒”。
“既然醒了，就不仅要读要听，而且要说要做。全国各地的新文化刊物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冯至和同学看到这个盛况，跃跃欲试，经过几度商量，在1920年寒假后也决定办一个小刊物，命名为“青年”。“那时，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只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不愁没有文章，最大的困难就是印刷费从何而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拿着募捐簿向教师们募捐。我们先找校长，校长写下了四元，然后各位老师纷纷写三元或者四元。最让我难忘的是一天晚上，我和另一个同学走到国文教师施先生的屋里，向他说明了来意，他毫不迟疑，拿起笔来在簿子上写了“十元”。施先生只交我们一班，教师中他的工资是比较低的，他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支持，我们很受感动。”冯至如是说。刊物出版后，他们把《青年》寄往全国各地新刊物编辑部，在封面印上“请交换”三个字，各刊物便源源寄来。冯至在回忆录中自嘲地解释道：“我们的刊物内容幼稚、肤浅，自不待言。但那时有一种风气，只要是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的刊物，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管刊物的水平高低，彼此都亲如同志，因为面前存在着极为浓厚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
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言，这“青年”刊物至多不过是在新文化的战场边缘上起了点摇旗呐喊的作用。可是，它在同学们心中播下的与时俱进、民主自由思想的种子，却生根发芽，使得如冯至一样的四中学子成长为社会上各个领域的中流砥柱。
艰难时世[7]
2015年7月，四中举办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隆重邀请老校友孙荫柏老先生回母校。其时，孙老先生以逾百岁，仍显得十分精神。在老校长室门前，他滔滔不绝地为我们后生讲述数十年前，抗日时期那段艰难而斗志昂扬的人生阅历。
1938年，他从老家考入北京四中，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的学习时光。在1940年毕业后，他报考了西南联合大学，迫切地希望可以到那里深造。“那时，华北、东北、东北都已经沦陷了，日本在沦陷区实行那种奴化教育，宿舍里还有两名日本特务学生监视大家，这让我实在不能忍受；所以我特别想到西南继续学习。”可是棘手的问题接踵而至。“当时整个北京被日本人占领，陆路就不可能走。当时啊，我从北京（北平）到天津。天津有法国的租借地，我就买了法国的护照。因为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我就盘算着拿着法国护照（坐船）到越南，从越南乘着铁路再到云南。当时那个铁路，都是窄轨的，跟现在的完全不能比。”成功抵达昆明后，他最终如愿地考上西南联大。四年后，还在学校的他应征入伍，驻扎在陕西安康机场，担任中美空军混合团[8]的翻译。
当时，由于安康机场只有孙荫柏一个翻译，他每天都非常忙碌，“那是24小时的工作，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情报来，中国人有情况找你，美国人有情况也找你。”他回忆，在英文里，其姓氏“SUN”正好是太阳的意思，忙碌的时候，机场四处都传出“sun”、“sun”的呼喊声。安康机场离前线不远，孙老在那里亲眼目睹战争的惨烈，有时紧张得吃不下饭。抗战最终胜利后，孙荫柏又回到北京，进入母校四中执教。谈起往事，孙老感慨道：“战争是件很残酷的事，我很幸运，一切都过去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回到北平，回母校四中教书，一教就是十几年。多年后，孙老先生总结自己的人生信条时，这样说：“一生有三大知足：第一，国未亡而富强；第二，人没死而长寿；第三，四处立丰碑而名垂千古。”可以说，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三件人生幸事。
事实上，像孙荫柏先生那样，将自己的大半生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浪潮中的四中学子比比皆是。抗战时期的四中，虽然地处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北平，却充满着浓烈的爱国救亡的气氛。那个时候，尽管身处校园，四中的热血男儿————无论师生————都深切地感受到国破家亡的沉重感和危机感，并且清楚地知晓自我肩负的责任。
1934届校友李琦回忆：“入校那一年正好赶上‘九·一八’事变。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爱国热情的强烈冲动下，在入学不久的一次全校大会上，我突然跳上讲台，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大声疾呼抗日救亡，整个会场悲咽失声。”另一位校友常迥提到：“记得有一年快放暑假的时候，由于冀东的骚乱，形势突然紧张了起来。平静的校园一下子变得很不平静了。同学们满腔怒火，义愤填膺。”他说，这期间，空军来到北平招考飞行员，对象是高中学生。他当时也想投笔从戎，还写过一首小诗：
树倾巢覆无完卵，
河山破碎使人忧。
奋起执戈思报国，
愿将热血护金瓯。
略显粗糙的文字将爱国的赤子之心显露无遗。那之后，“同班同学中，有的参加了革命队伍，有的在抗日中牺牲了。救亡时代的四中母校，培育出不少有为的好青年，这是很值得纪念的。”在回忆母校给他带来的深远影响时，他说：“当时，经济学老师经常给我们讲革命的道理和救亡形势。我的爱国、救亡思想，就是在四中求学时扎根下的。”[9]
就像常迥所说，四中学子们在追溯自己心中那份爱国情怀的源泉时，总是归功于自己的恩师。他们在艰难的时期忍辱负重，呕心沥血地为祖国的下一代灌输爱国的思想，避免他们落入奴化教育的深渊中。在沦陷期间，日伪当局不仅变更课程、改编教材，甚至派日本教官驻校督查。而四中教师对此却仅做表面文章，奴化教材一概不用。孙荫柏先生回忆称，他的国文老师白希三常常在课堂上大讲文天祥、岳飞。“这些在历史上斗都是抗敌的，文天祥、岳飞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只能说到这儿。不但是白先生，很多老师在课堂上讲抗日，可是谁也不敢明着讲，是了不得，得杀头！”每每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白先生必定“情绪激动不能自持。”讲者有心，听者会意，压抑的爱国情思屡屡在教室里低声回荡。校友刘士中称他的英文教员孙涤黔先生“身体羸弱，却同时兼任代数、矿物课程，每当有学生上课走神，他总会抚着胸口痛心斥责：‘亡国败家的孩子啊！’”
即便到了1940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四中师生依然不畏日伪军的蛮横与强权，坚持抗争。1946届校友庞文弟等人回想彼时的经历时说：“当时四中有不少学生抵制学日语和军训，还同心协力驱逐了甘做汉奸和有劣迹的校长。”那时，敌伪政权派来了王岩涛来校当校长。师生们十分鄙视这个投靠敌人的洋奴。据揭发，他企图将校门口的大树锯下来卖钱，中饱私囊；不仅不承认自己的劣性，他还串通亲信、总务主任气急败坏地发毒誓：如果查出有贪污，“甘愿天打五雷轰”。师生们气愤填胸，群起而攻之，最终把他们赶走。此外，庞文弟校友还记叙道：平日里，同学们“经常吟唱、吹奏《满江红》、《苏武牧羊》、《夜半歌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有谁同我等待到天明’，以抒发内心之恨。”要知道，那时整个北平处于日伪军的恐怖主义阴影笼罩下，在有日本特务混迹的校园里，稍稍谈及爱国、救亡，或许就会有生命危险；他们的做法实属不凡。
同时，四中的学子清楚地认识到，寻求革命、抗战救国的前提是提升自身的能力与素养，刻苦学习是保家卫国的必要条件。李琦说：“我每日孜孜以求，不敢稍懈，主要功课都是优良。……在母校学习三年的文化知识，使我在以后的一生中收益匪浅，这固然有自己的努力，但同母校提倡勤奋、严谨、重视真才实学的办学宗旨以及老师们学识丰富又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王书庄校友也回忆道：“30年代初期，北京是蒋介石的统治势力逐步强化的时期。一个市里中学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所有公、私立中学，成绩最好的首推第四中学。”史料也证明，三十年代四中是北平很有名望的学校，报名的考生与被录取的学生大约为十比一，学生毕业后多数考入北大、清华和一些著名大学。这与学校的良好风气密不可分。
三、四十年代那段时期国运实为艰苦，在沦陷的北平城内，物质条件极为困乏。再加之日军的残酷压榨，本就较为脆弱的教育事业必然受到极大打击。但是，四中的师生深知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与长远性。他们坚持认真地教导与学习，使祖国的教育在危难时期得以延续；更有很多在毕业后如孙荫柏老先生一样，拿起枪杆、杀向战场，前仆后继地奔赴在保家卫国的前线，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笔者相信，这些优秀的校友前辈们，用切实的行动在四中无名志士纪念碑上增添了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家国新成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四中全校师生一起参加了庆祝游行。3月15日，北平市教育局派李复生、张镜、周长生等接管四中，而此时四中的校园，经历了北平沦陷时期以及解放前的一系列破坏，只剩下满目疮痍。周长生回忆：“教室里课桌是用土坯架起的木板条，坐椅是学生自己摞起的破砖头，并在砖头上面垫些稻草，进教室，如同走进牛棚。”原来，解放前夕，四中成了国民党军队的炮兵阵地，原来的课桌椅全都被他们劈成柴，烧了火。学校办学仅有的一点可怜的物质基础，也被破坏殆尽。校友谷守利也称，“当时学校里头啊，好多人没有什么桌椅。就拿那个破桌子然后支一个棍子这样听课，有时候上着上着课哗啦一下桌子就躺到地下了，大家都哄堂大笑。”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四中的师生坚持维持正常教学。解放后，学校里头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学生的桌椅都配齐了。“当时就是简易桌椅，就是一个椅子，这一个板，没有桌子，但是大家都非常高兴。”谷守利校友说。很多那时在校的四中校友都回忆，校园里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百废待举；是对学习的热情让他们坚持下来。“前些年（抗战时期）的学长们都坚持下来了，现在的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一位老校友如是说。
1949年4月，大批四中学生投笔从戎，参加“南下工作团”，登上南下的列车，进行最后的奋战。
1949年10月1日，全校师生齐聚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国文教师马文元先生挥笔题写“共庆苏生”。就是这“共庆苏生”的日子，后来被定为国庆日，也正是在这一天，四中更名为北京市第四中学，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
2001年7月4日，北京四中百人参军五十周年纪念会。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人们的记忆仿佛回到1950年那个寒冬。那个时候，六十多名同学被批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而在校学生王嘉瑜绝没有料到，自己也很快就要经历一段从军的峥嵘岁月。
“还是同年的12月，经过上级批准，我就离开了母校北京四中，告别了我的中学生涯，穿上军装走向军营了。1951年6月份，我作为杨成武司令员那个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他率领我们跨国鸭绿江，正式加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行列了。”
在一片欢送声中，百余名四中学子奔赴战场，而满怀激情的陶西平却因个青年团工作需要留在了四中。“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很是羡慕批准参军的同学。记得我给一位好友的临别赠言：‘一个人的青春，可以平淡无奇，也可以放射出英雄的火光；可以因为虚度而懊悔，也可以用踏踏实实的步子走向辉煌壮丽的成年。”
与抗美援朝同时开展的，是全国上下各种政治运动，很多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各项运动中。但此时四中校长与老师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对学校而言，其最根本的任务还是在教学。因此，在那段时期，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化，四中都紧紧抓住以教学为中心。“学生，我们是关心他们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关于德育、智育、体育，分别有一个主任来专营。在班级当中，学生们呢，开展学习模范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时任校长温寒江先生如是说。
正因如此，四中在这十几年间不断发展，迎来建校来第二个发展高潮期。1957年，四中被教育部定为重点中学，1960年又被评为北京市及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单位等等。那时的四中，着实是一所“令人向往的学校。”
动荡十年
在中国教育界，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发生了什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十年，“学校教育受到了严重破坏”[10]。正常教学全部中断，60年来择优录取的历史结束。这是四中百年校史中最惨痛的一页。学校中各种档案资料丢失殆尽，只有一些经历过那十年的人们在自己的回忆里或不同的场合谈及过。
一位老校友描述到，北京四中和国内其他的学校一样，经历了“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的过程。在此期间，一届又一届的初高中学生到农村插队。老师们被分期分批送到到“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再教育。当时的气氛下在校生们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学军，在教室里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极少。即使上课，在经历了对“师道尊严”的批判之后，老师们也不再敢用心教课，在“欲教不能、欲罢不忍”的情况下，政治上受歧视，业务荒疏，承受着艰难繁苦的重压，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学生们更没有心思学习知识，自然也很难学习到知识。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在这样的环境中，从校门走出来的学生的水平可想而知。
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李晨先生写过一篇记述“十年之后”针对北京市的一些中学对在校生情况进行调查的文章，文中讲到“……506个学生在六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考查中，平均80分以上的只有6人，平均不及格的却占86％。北京四中的一个高中班，竟然有一半人连英文26个字母都写不全！”英文字母表是笔者在小学学习的。文中出现的现象，如果不了解那段历史，对我们这些〇〇后的学生们来说是无法可想的；但是它确实存在、且是普遍存在的。
十年动荡之后，四中终于迎来了自六六年开始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迎来了重振旗鼓的曙光。
光荣复兴
自1976年开始，为了响应祖国科学进步、民族复兴，先后由五任校长：李恩浩、韩家鏊、刘铁岭、刘秀莹以及邱济隆为四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他们的辛勤汗水。那段时期的四中，百废待兴；即使文革结束，浮躁的情绪依然笼罩在师生的心头。校长和师生们为了重振校风，做出不懈努力。可以说，今天四中的一切，离不开各位老校长的努力。
李恩浩校长为了恢复文化课、建立教学秩序，在当时无法得到许多人理解的情况下，从基础做起，自外界为北京四中引进了大批的教学人才，充实了学校的教师队伍。
韩家鏊校长幽默地称自己在四中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但是就是这位所谓的“过客”，利用自己在四中将近四年的时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当时的环境背景和学校实际情况，开始有条不紊地在课堂教学、班主任工作、政治课及团队活动、高三毕业工作、学生学习方法交流、课外活动方面很下功夫，一步一个脚印地恢复学校元气”。他琢磨每一位老师，留意每一位教师的特点，细心挖掘教师身上的闪光点。“顾德希沉默寡言，务实低调。漆士芳讲课深入细致；王钊以严谨著称，而史连生的课则课称之为散文体。”可见，韩校长在励志办好四中教育上是如何煞费苦心。另外还有一件大事，使韩家鏊校长无法不挂念，那就是如何落实新校舍的建设工程。他为此多方奔走，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1982年，他调离四中，虽不能看到美丽的新校舍的建成，但是项目已启动在望。
在四中的历史上，刘铁岭校长理应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他是放开眼睛看世界，并把先进经验带回四中的第一位校长。有人说，刘校长是一位重振四中雄风的校长。在他担任北京四中校长期间，“在全国中学中居于领先地位的新校舍在四中拔地而起”。这一次硬件环境大幅度地提高为之后四中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正是在刘校长的推动下，1984年12月四中校友会正式成立，而校友会的成立对于学校的发展更加成为一个助推剂。
1985年走马上任的刘秀莹校长，恰遇到了北京市各个中学一起发力的时期。以前四中的几十年相对而言一帆风顺，到了此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刘秀莹校长明确了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建立了多层次的教学体系。必修课、选修课，学生的兴趣班、尖子生的课外活动，纷至沓来。刘校长以身作则，深入课堂听课，发动老师写教学科研论文以及经验总结，学校出资帮助没有本科学历的老师续本。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的学术报刊阅览室、自习室、试听阅览室、文理科资料室、计算机检索系统纷纷建立起来。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在全市中学当中也名列前茅。在退休之前，以校为家整整七年时间的刘校长把一个充满生机的四中留给了继任者。
邱济隆校长从1990年至2003年在北京四中任职。他有一段话很多人都听到过：“不要说自己给四中争了多少光，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在沾它的光，校长沾的最多。四中是块名牌，是片沃土，没有四中就没有我邱济隆的一切。”但是，在四中一些老教师却说，是邱校长主持了四中的教学改革，也正是邱校长主持的教学改革让四中被评为“全面育人培养特长生成绩显著学校”，同时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高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五所试点中学之一。当年，邱校长之所以顶着压力开展教改，通过他告诫学校老师的一句话可以看到他的内心：“我们当校长老师的，得对学生一辈子负责……如果把学生作为个人捞取功名的本钱，我们的良心要受到谴责。”
学校的发展与繁荣，历任校长的思想方针十分重要；同时也离不开师生的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与历届学长们的奋发图强，改革开放后北京四中校门又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年轻人。
仅举八零年之后数年，我们听到的就有：科学家吴燕生、医学专家郁琦、企业家高岚、翻译许晖、国际奥赛奖牌获得者张燕平、企业家王红昇、音乐人高晓松等等。
在这里笔者以中国航天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1981届毕业生吴燕生学长为代表，简单介绍一下。
吴燕生学长1981年毕业于北京四中，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在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读研究生，后被分配到火箭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工作。他参加了我国“长征三号甲”以及“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设计工作。这期间，他先后为两个型号的火箭飞行试验成功作出了贡献，填补了我国运载火箭在该技术领域的空白。
长期以来，吴燕生从事火箭总体设计工作，无论是火箭型号的论证、设计、立项，到被称为火箭细胞的数以万计的零部件他都了如指掌。而且，对于火箭研制的十个子系统中每一项设计、每一道计算程序、制作过程中的每一项工艺、质量控制，也都是心中有数。因为他非同寻常的经历，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承担无论多大的压力，他都能够保持“举重若轻”的平和心态。因为出色的才能、高超的领导能力加上众所周知的业绩，在他39岁时就被聘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十任院长。
他在怀念自己的母校四中时曾说过：“（中国火箭运载研究院）研究的对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那实际上每一个人在中间所做的工作都是整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具体环节。这需要一种踏踏实实的作风。而四中培养我的，正是这种朴实、扎实的学风，对我在实际工作中，面对这些工作确实对我的影响很大。”
多年来，像吴燕生校友一样出色的四中人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努力打拼。这些优秀的前辈校友们，也将自己的荣耀贡献于四中。为了表彰与纪念往届校友们卓越的成就，四中将他们的挂像装裱，陈设在图书馆的连廊两侧。每天学生来来往往，注视着这些优秀的榜样们，心中总会引发深深的敬意吧。
今日四中
经过近四十年的艰苦努力，今天的四中硕果累累。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前任校长刘长铭先生。
刘长铭校长1987年进入北京四中工作，到2017年卸任，前后三十年。他担任过任课老师，做过教研组长、教导处主任、副校长，2003年接任校长。
其实，在历任校长中，刘校长是在四中工作最久、对学校非常了解的一位。在他担任校长的十几年中，北京四中有了更加健康的发展。
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以及学生们健康的成长，刘校长认为教育发展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当时，包括其他学校即将面临着入学生源年龄段已经进入到九零后阶段，而九零后乃至之后的零零后具有着之前的学生们不同的独特性。为此，他将学生的培养目标直接定位在“培养成中国的杰出公民，为他们成为‘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他们未来事业的成功以及生活的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等等。
借助北京四中的老校友、原市教育局长、市政协副主席陶西平的“大气成就大器”一文，我们斗胆为刘校长的作为做一个评价。文中，他讲道：“好的教育确实应该是‘大气’的教育。四中的这种‘大气’是广阔的视野，长远的目标，深厚的底蕴高雅的品味，是一种为早就高素质人才的‘大器’奠定基础的教育价值观。
“‘大器’的教育价值观体现了教育的多重维度。在时间上，不只顾眼前，更考虑长远……校长需要有自己的办学思想，校长也应当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
纵观百年来的四中，大气的校风永远是她高举的一面旗帜。而今，在刘校长引导我们传承着这种独树一帜的校风，在一个崭新的时代继续前进。
当然，一所学校能够成为社会广泛认可的好校，也离不开一大批兢兢业业，以培育社会需要的、人生健康的学生为己任的老师们。
四中校园里，很多老师的名字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之间传颂。
学长们念念不忘的的老师：王道先、王大涵、舒清仁、徐光、凌青云、史连生、史会仁、韩博文、孟海燕、杜蘋、王经环……
一位校友回忆道，她的高中老师对她的影响之大，足以改变她的人生。她的数学老师熊老师的胃脏一直不是很好，最终由于过度劳累做了胃切除手术。但是，仅仅做完手术几天后，熊老师便恢复此前辛勤的教学工作，能陪学生多晚陪多晚。她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不懂事，不听老师的教导。我为了躲老师，藏在操场上，熊老师就拿着卷子追着我给我讲解。”还有一位老师“在前一天母亲刚刚病逝的情况下，坚持来上课，一节课都没有落下。讲课时他没有说一句其他的话”。她至今记得而且尤为感动的是，临近毕业时，他们班的班主任嘱咐道：“我大概是看不到你们成家了。要记住，结婚前睁大眼睛挑，结婚后闭着眼睛过……”对于四中，她感激不尽：“我对生命全部的自信就是在这里建立的。四中告诉我们的是，好好做你自己……我们的母校，真的能够养育最好的人。”
百十年校庆，四中人同行
2017年10月29日，又逢一年的校庆日。而今年的校庆日，更是四中一百一十周年的生日。当天，数百名校友齐聚四中大礼堂，共同欢庆这历史性的一天。年轻校友怀着真挚的祝福，从海内外赶来；最老的校友们已近百岁，坐在轮椅上回到母校，追忆往事。大屏幕上放映着四中百十年来的风雨历程，笔者清清楚楚地看到，许多校友们悄悄地低下头，擦摸眼泪。从这所学校的大门走出了成千上万的学生，这当中的很多人为民族和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些学生流尽了自己的鲜血。
母校在过去经历了太多；她与她的儿女们，应该得到深深的致敬。
一句话，将数千数万的四中人的心连在一起：“祝愿母校——北京四中会更加美好。”
母校百年的校史，被浓缩为一万多字的文章；心中实在感觉有些意犹未尽，有些话如骨鲠在喉，真想把关于母校的一切一切都呈现出来。只好择重弃轻，尽力用最提纲挈领的史料与最能切中要害的言语将北京四中的百年变迁大约地勾勒出来。
在四中学习了将近5年，现在竟才发现，对她过去达成的建树和遭受的磨难的了解少之甚少。作为一个承担着祖国的未来的教育事业，四中注定会在百年间的风云变幻中经历太多。尤其是处于政治运动与动荡局势的交汇点的北京（北平），维护稳定的教学环境与优质的教学质量更是难上加难。诚然如此，从大体来看，北京四中做到了。她培养出一届又一届的优秀的四中人，教会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技能，赋予他们大气的情怀与担当。这不能不说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所以，作为一名四中人，我要详细地了解母校的历史，并忠实地记录下来————即使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校友研究、记载过校史，并且他们的工作都完成得十分出色。我始终坚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并且有义务当一回“太史公”。我几个月的工作当然算不上什么千秋伟业，但自认为是有意义的。如果有幸，我可以将这篇校史留给后来的四中人，让他们对自己的母校有一个粗概的了解，那这也是我的荣幸了吧。
以前在阅读各种史料包括历史课本时，总是赞叹于作者精确的遣词造句以及反复考求的态度；而当我亲自执笔记录下一段段历史时，才体会到严谨理性的历史素养之重要性。
尊重历史，是我们每一个后人都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任何一段历史————或伟大，或渺小————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历史的长河是无数个瞬间贯连而成的；缺失哪一帧、哪一秒，都不真实、不完整。起初决定记述四中的校史时，我很纠结，不知如何下笔：一百一十年的时间，太长太长；成千上万的学子与成千上万的故事，也太多太多。四中人口口传颂的四中精神，顿然如鲠在喉，感觉无法用语言真切地表达出来。后来我明白了，四中的历史如何丰富，仍是每一个为她奉献过的老师和校友们共同创造的————正如同千百滴水汇作江海，千百粒沙聚成旷野，无数的“小”历史才能构成一部“大”历史。我决定从一个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写起，客观地刻画他们的行为与价值观，为他们再塑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渐渐地，我发现，历史上的每一个四中人都那么可爱，他们用几十年乃至百年的一举一动将我震撼。无论是四中首任校长王道元、著名学者冯至等，还是相比前者不那么著名的校友们，都应该由我真实地记录下来。与风云变幻、时代更迭的近代中国社会相比，正文中的所记录的行为确实相对渺小，但是我不能让那些人白白地为民族的解放与时代的进步而奋斗。所以我要将他们记录下。正是这一个个平凡的人，在动荡的时局与困难面前体现出的顽强和坚韧，才延续了四中的精神，乃至于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使历史得以向前发展。
另外，我认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历史，真实地还原历史。不论是伟人的光辉事迹，还是一位平凡人的生活；是一段引人为傲的历史，或是难以言表的屈辱，都是值得我们去反复研究、理性反思的。即使是面对给予我智慧与启迪的母校四中，我也无法仅仅留其精华而无视其不足。四中的百年光辉的确值得我深深地赞美，这毋庸置疑；但是，前文也提到，她在某些历史阶段做出的行为也是备受争议的。譬如，在文革时期，某些四中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做出过极不人道的行径。再比如，1946年至1948年任职校长的田植萍，在政治上被称为“反动校长”，曾镇压四中同学的三反运动；但从另一方说，他作为一校之长，还是非常尽职的。当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之时，他接受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指示，做好相应配合工作，把一个相对完整的四中交至人民手中。从某种角度讲，上述这些事情往往对于历史的研究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勾勒出历史事件的另一面，才可能呈现出立体的真正的历史。我渐渐体会到，人们对于一段历史或一个人物的评价越趋向单一，失之偏颇，我们对待这段历史或这个人物的态度就越应该谨慎。我们应该拿着放大镜，找出它们之中被神话或被贬低的成分，将它们的面貌尽可能地还原。“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客观公允地记述历史、评价历史，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并重，才是对待历史与先人的最好方式。
因此，我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反复调查研究。构想四中校史之初，我有些迷茫，怀疑凭一己之力是否能把一百年的四中故事记录得详尽得体。直到一次年级会上，我忽然有了灵感：礼堂荧光屏上端端正正地打出两行大字————家国天下的情怀，舍我其谁的担当。那是四中人向来所追求的目标、所引以为豪的座右铭，也是四中向我们灌输的思想。对，就是它了，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四中。接下来便是一段繁忙的搜寻整合资料的过程。我寻遍了四中的图书馆，将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关书籍都放入囊中。现在数起来，我从四中图书馆所借阅的书籍总共有12本，再加之导师和其他老师借给我的几本“珍藏书”，大概可以让我了解到四中各历史阶段的样貌了。不过回去仔细翻阅了一遍后，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手中的文献大多是“正史”，官方气味比较浓重，或许不利于我多角度地了解四中。所以，我又出发去国图与西图搜罗资料，慢慢将“正史”中的缺憾填补完整。但另一个问题在于，目前我所掌握的资料基本上都是第二手资料，缺少一手资料的原始性与准确性。于是，我试着拟好现在所需的问题，开始对学校中的老教师、老职工进行采访。可是这时我惊讶地发现，学校中对于校史了解深入的老师屈指可数（这也是我认为的有失妥当之处），而大多数年老的教师都已退休在家，不便打扰。幸运的是，我作这篇文章期间，恰逢四中百十年校庆，各届校友纷纷回母校参加庆典。我抓住机会，采访了各段时期的校友，将这些最直接的史料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校友们眼中的泪水与滔滔不绝的讲述令我动容，他们好似变回了一个个花季少年。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一位校友说的一句话：四中，真的能够养育最好的人。这些真挚的话语与祝福，让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四中一脉相承的精神，而非白纸黑字的单纯的文段。
又一个多月的写作更是让我感受到完成一篇历史写作的艰巨。面对一段又一段的史料，我必须逐个确定其真实性，核实每一段引文的出处。为此，我不得不舍弃很多十分中意却无法辨其真假的材料。果然，我在撰文时发现了几处材料之间相矛盾的地方（其中不乏一些正式出版物），并对比不同史料反复琢磨，最终敲定一个较为合理的结论。
经过四个月的努力，一篇近两万字的长篇历史写作终于告成。但是学习生涯还未结束，且永远不会结束。四中优秀的学长给我以很大鞭策，他们在自己的年代，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他们在校园中不断磨砺自我、提升自我，最终以一个个优秀人才的身份走出校园，投身社会；有的为祖国建设发展添砖加瓦，有的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发展的治世，不需要为下一顿饭而愁眉苦脸，更不需要为纷飞的战事扰乱心神。我们起码可以在学校中稳定地学习和生活，在校园里安放下自己的一张书桌。在属于我们年轻一代的21世纪，我们有何理由不干出一番大事业，为母校争光，为中华民族挺起脊梁？
但同时请记住，一个民族，“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意味着没有希望。那些成为历史的，我们要永怀于心；那些永怀于心的，是我们前行路上永远的指路灯。请让历史的长明灯永远闪耀。
最后，在四中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之际，衷心祝愿她将“大气”的校风传承给每一代四中人，直到永远。祝愿母校————北京四中会更加美好。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校，感谢她在我人生中留下的美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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