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岁的奶奶似乎恋爱了,多情的眼光多情的笑凝在那远方来信中。不识乐谱的奶奶为了独立演唱,兴冲冲地找我拜师学艺。我好奇她的执念源头,询问之下,奶奶凝视丝线剥落的红手链陷入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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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姓段,名唤兰香,生于1940年。甫一出生,便被送入管家。家中已有两个姐姐,家境贫困,家人只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早和管家约定若是女孩就送作童养媳。管家是中农,岁岁有余粮,见段家两姐妹都白净漂亮,三妹长大怕也不差,便点头收下。
奶奶成长还算顺利,少灾少病。养父母善良心软,自小把她当儿媳养,多年下来处出了亲情。全家勤劳为本,田地足以耕种,吃穿用度凑合。
1950年土地改革推行,“土改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1]。管家分配到一些农具,保有原来的土地,生活一如往常。通过“诉苦会”和公审,全村被动员起来反对地主,在那个农民翻身做主的革命年代,地主被剥夺了经济财产,受到批斗,小地主刘家是其中一个。
刘家从前在村里可称大户,做事宽和仁义,向农民抽成比例不狠,给雇工支付的报酬合理。刘家算是耕读传家,刘父读过书见过世面,琴棋书画皆略通一二,常常教儿子刘洵为人为学的道理。刘洵从小在私塾受课,还在城里生活学习过若干年,见闻丰富,视野开阔。
在土改过程中,农民领悟到旧制度的邪恶和新制度的优越,对党的力量充满信心,有底气把多年对地主压迫的刻骨仇恨发泄出来。刘父刘母在批斗中上吊自杀。十六岁的刘洵受父亲交代一定要延续刘氏香火,只得忍气吞声,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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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期起思想改造运动像狂风暴雨显示出狂乱的激情。“个人第一和唯一的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2]宣传的触角延伸广泛,连十五岁的不谙政治的奶奶都能背诵共产主义信条。
“文艺描绘工农兵的生活;创作前必修马列主义;只用民族形式创作;强调‘光明事物’。”[3],中央的决策落实到乡里,以无产阶级的先进文艺占据阵地成为奶奶所在村的重点工作,文艺宣传得以如火如荼地开展。
当时大家被动员起来共同生产、执行政策、建设新世界,管家也被纳入了初级社。十五岁的奶奶需要参与劳动,只是农活较轻。拔草锄田时,她常常放声歌唱。歌是从刘家少年那儿学来的,多半是歌唱山山水水的小调。听说村里挑选身段嗓子条件好的姑娘参加文艺学习表演,爱好表现的奶奶踊跃参与——身量略矮,但眉目清秀,肤如凝脂,常被人调侃是不是偷偷搽了胭脂;耳朵灵敏,音准音色上乘;加上已经上了四年学,有一些文化基础,刚从泥巴田里爬出来的奶奶虽不甚靓丽,但被文艺宣传队队长选中了。
队里重视排秧歌剧,唱革命歌,宣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的思想。全民有一个热切的梦,演员们唱歌演戏的热情高涨。奶奶学的第一出戏是《兄妹开荒》,要体现兄妹劳动力争上游的干劲。奶奶很聪明,四十分钟就把台词基本背下,小身躯迸发出雄浑能量,彩排处于控场地位。
正式演出时,全村都前来观看。有的农民本兴趣寡淡,但思及假若不来就有观念落伍的嫌疑,争先恐后涌来。最后全村基本到齐。奶奶初次登台,看到乌泱泱一大片心里打鼓,目光不太自信地在人群中来回游移搜索,终于与一道熟悉的目光相遇。刘洵在下头对她微笑。
台上表演活泼,一兄一妹,农民装束,在追逐比赛劳动干劲,边舞边扭边唱:“哥哥在前面走得急呀。”“妹妹在后面赶得忙啊。”接着双人合唱:“向劳动英雄看齐。加紧生产,努力生产……”两人唱得高亢嘹亮,响遏行云。奶奶此前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但天生的宽音域给她极大的演唱空间。
一场场戏下来,奶奶积累经验,渐成气候,算是队里的“台柱子”。在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占领的社会观念下,少女却只怀有单纯的嗔怨喜怒。奶奶记住了工农阶级是先进力量等台词,但只是通过模仿背诵来学戏学歌,对大多数名词都不能深刻地讲出个所以然。老师给她讲授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的理念,她半懂不懂地背了下来。起初她分不清楚“爱”和“受”字,总觉得字形太过相近。老师恨铁不成钢地说:“这怎么分不清呢?受是受苦受难,忍受地主阶级的反动压迫。解放前,大家在旧社会里都是‘受’,现如今人民大翻身,便都是‘爱’,父母爱子女,党爱人民,毛主席爱我们。”
奶奶懂了“爱”,却约莫觉得“受”不是这样解释。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够不上衣食无忧,但也没怎么受饿,逢年过节还有肉鱼改善伙食,不算受苦。关于地主阶级,她见过把农民最后的口粮都征走的恶霸,但又想起刘家勤恳作息,虽不直接耕种,但根本上也是谋个生活。每年年关杀猪,刘家总会给周围邻居送上一条。家里常派她去领取和道谢,一来二去她和刘家小使者认识了。之后她经常去刘家玩,大人对她很友好,老端出花生豆子之类的点心请她吃。刘洵大她六岁,她一直很崇拜他。她认不得的字,刘洵肯定能解决;一手婉转的二胡,让小女孩陶醉其中。她很稀罕那二胡,做梦都能梦见自己端庄大气地拉奏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乐篇,醒来只是一场空,为此还掉了眼泪。她的音乐细胞大抵是那时候被唤醒的。
少女不敢反驳老师,却不认为所有地主都剥削和压迫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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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末“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要求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了。
基层受到影响,奶奶的文艺表演有了变化。文艺宣传团干部解说道:“可以发挥作者的独特的创造性,突破若干陈规。团里的文艺表演以后要更加多样些。可以适当地批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
肚里装有墨水而又通音律的刘洵被请到文艺队里担任指导老师,凭借广阔的知识面和丰厚的文艺底蕴,他表现不错,很快得到干部们的认可和信任,作品被一一提到首位排练。地主儿子的身份暂时被按下不提。
刘老师来了队里,奶奶感到很开心。以前大部分时间两人见面只点头不说话,现在终于能以老师和学生的身份像儿时一样随心交流。两人自小情谊深厚,刘洵把她当妹妹一样教导和照顾。可惜在刘家因地主成分被打倒后,养父母勒令她逐渐减少和刘洵的来往。奶奶很疑惑:“刘家不好吗?刘伯很热情,刘洵哥也很关照我。他会教我唱歌,给我读诗和拉二胡呢。”养父只是叹口气:“你太小了,懂什么呀。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情况变咯。”
之后奶奶只能私底下去找刘洵聊聊天,获知自己从未接触过的事物,譬如城市生活、京剧戏曲等等。渐渐地,刘洵有意躲着奶奶了,只说怕给她添麻烦。女孩闹着说就是喜欢跟洵哥呆一块儿,刘洵毫不拖泥带水地拒绝了。彼时的奶奶怎么可能理解他一是自顾不暇,二是不愿牵累她,只想保护她和家人的平安的心态呢?
两人朝夕相处,每日一起看台词,练唱歌,朦胧的情愫正在发芽。几个月下来,村里传说他俩好上了。
奶奶一开始还不知情,直到一天晚上,先于她获悉传言的养父一脸铁青地把她拦在门口,劈头盖脸一顿骂:“你跟刘家小子怎么回事?怎么不知道避嫌?流言都传到爸爸耳朵里来了!”
“我们就是单纯的教戏学歌。”奶奶慌忙否认,又怯怯地问,“就算有人说闲话,爸爸你怎么动这么大的火?”内心里,当时的奶奶觉得养父就是嘴上说着视如己出、尊重自由,实际上还是不放弃童养媳的心思。幸亏有了妇联,实在不行,她能求助国家,养父总归是不能逼迫她嫁给沉默老实、缺乏趣味的养兄的。
“唉,你想得太简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刘洵现在虽然被重用,但是出身实在不好,万一哪天这风向变了,他又被打倒,你们搅合不清,你不就遭殃了吗?”养父的话语含着明显的关切。
事实上,奶奶说谎了。刘洵在发育拔高的年纪挨饿,不甚高大,面容却白净周正。从小在与洵哥的相处中,她对这样的文化人怀抱仰慕之心,十六岁的她更不是不谙世事的女童,对斯斯文文的刘老师有了不一样的情感。学戏过程中,一来二去,刘洵对她的眼神和语气也有了变化。奶奶说,爱一个人时,每一眼神每一动作都暗含情丝掩饰不住。她感觉到了刘洵的不同,有一丝兴奋,一缕害羞,还有一分恐惧。她一定要瞒住爸爸,不能惹他再发怒火。
两人没有互相表白过,却不知在何时达成了默契,明白彼此情意。山野溪涧记录着二人的踪影。日落微波,金丝闪动。溪涧采莲蓬,水珠滑走过荷茎,虚空里袅娜着两人的歌音。风定风生,花香轻来,泥土里的野菜绿油油,他棕黑的手上尽是大地气息,她给他递一块手帕。奶奶后悔当时没有亲自给他擦去汗珠,摸摸土改时期他额上留下的疤痕,问一句“还疼吗”。
4
1956年中期,全国范围内的“大鸣大放”开始,对知识分子的放松和对官僚主义的批评齐头并进。组织里鼓励刘老师创作一些揭露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剧作,协助批判“三大弊病”。刘洵婉言拒绝。经受过人生的重创之后,他如履薄冰,不大敢写这种作品。但是干部再三要求,抬出响应中央号召鼓励文化领域的辩论的理由,暗示道刘老师可是不愿配合工作。刘洵犹豫过后只得硬着头皮接下。害怕政策有变,他不敢犯错误,不写大尺度的作品。
新戏上演。
“罗队长,只要你放手让咱们一起努力,生产效率一定会极大提高,我们今年或许可以过个丰收年。”
“那可不行,这不合规定。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批评领导在中国就不行。要批评,得组织里批准。”
这出戏以对话为主,写了两个人的冲突:一方是罗队长,他只关心自己“不犯错误”,而不愿做正确的事情;一方是老道的农民,既有劳动经验技巧,又有生产热情,想把产量给搞上去。
这幕戏刘洵不准奶奶参演:“太危险,你别去。”指导完演员们,他回到座位上和奶奶一起观看。奶奶记得,他看着自己的杰作,并未展现丝毫成就感,往日笑容不再。
剧终,乡书记点评:“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
奶奶看着刘洵的脸上褪去血色。
刘老师的故事得到迅速而热烈的反响,村民从未看过情节如此袒露的精彩政治戏。
但在负责管理知识分子的干部中,出现了对刘洵的不满和谴责。他们可能感受到直接权力和特权摇摇欲坠,认为剧作中展现的批评是对他们已经占据的地位的一种挑战。“有些同志害怕争论会引起党内思想不一致。”[5]
1956年农业生产增长远低于预期,村里开始批判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弊病,卷起退社“小台风”,形势有些恶化。不满的农民受到从报刊和无线电中了解的城市“鸣放”的鼓励外加村里的相关文艺宣传影响,向农村的干部结构提出了挑战,并且越来越多地从事诸如向国家要求更多的钱和粮食同时又少售余粮投机倒把等“自发的资本主义活动”。
奶奶看见报纸上讽刺“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6],慌忙地告诉刘洵。刘洵压力很大,不知该如何抉择。村里的干部分派别,有的要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对他夸赞不绝,有的却极其抵制新的剧作。
1957年年初,乡村里的文艺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因被质疑鼓吹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新戏停演,从前的秧歌剧回归。刘洵此时的身份微妙敏感,村人都不敢跟他接近。
奶奶却不管这些,见到刘洵忧心忡忡,她做鬼脸、唱歌,千方百计逗他笑。她大概知道刘洵为何而沉寂,却从未感到害怕,她觉得刘洵是个好人,好人不会有坏下场。在奶奶一次又一次的宽慰之下,刘洵索性不想那么多,还是安心当好文艺老师。
奶奶照常演戏。一次上场前,奶奶发现高音吊不上去,干着急。刘老师导引她放松声带开嗓,仍是无解,只得耐心教她丹田发声。他率先示范,让奶奶把手置于他腹上感受气流的充填、循环和运动。当时正紧张,不曾多思。事后回想,奶奶后知后觉到那是自己第一次接触一个男子。
遇见个兴趣相投的人,不容易。纯粹的爱情完美无瑕,是这个平凡世上罕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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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领导人重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在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存在,这些矛盾可以用讨论、批评、说服和教育等‘民主方法’使之公开化并得到解决。”[7]中央鼓励知识界提出不同意见。
村干部命令刘老师再续创作,以批驳官僚主义的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刘老师此前所做的工作和今后的方向显然已经得到肯定。刘洵自小被赞赏天赋过人,是个文化人的料,奈何后来命运坎坷;在党中央的政策和基层干部的支持下,此刻他畏惧的心有丝激动,想要施展文笔,多多编排新剧。他相信父母在天之灵,一定能看见他凭借才华在新中国也过得受人尊敬。
“在我们报社,记者和编辑就像旧时代的监察官。”
“正像清朝皇帝康熙说监察官就是他的耳目那样,记者们是社长的的耳目。”
对白铿锵有力,震撼人心。刘老师描绘了一位记者,她调查和揭露了官僚们的冷淡和无能,想改进他们的工作,但努力以受挫告终。奶奶看得有些胆战心惊,毕竟这样的对白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她问刘洵是不是有些过线了,刘洵有些无奈:“一来,他们鼓励我写,甚至带有逼迫的意味;二来,写出这些来,我能吃上饱饭受到表彰。哪能不写?”奶奶明白,常年受批斗的他终于找到翻身的机会,便点点头。
一些村干部其实并不乐意全身心地赞同这样的讽刺和揭露,但奈何上面定调“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8]。
刘洵根据作家王蒙的作品又改写策划了一出戏:主人公被派去检查一个工厂发展新党员的情况时,发现了傲慢、懒惰、无能的厂长和想要增加生产反而受挫的工人。
宣传队队长觉得不错,让大家好好排练,准备迎接不久后的上级检查。口口相传间,刘洵的作品引来附近城里的几个作家。他们听说乡里竟排了这样一部戏,都好奇地前来观看。他们引用了一句话来评价:“它激励了想要改造我们生活中那种衰退的、不良现象的人们,它刺疼了那些对生活熟视无睹和善意地粉饰太平的人们。”[9]刘洵越来越受器重,乡人看他的眼光都带着佩服。
这些剧里自始至终都没有奶奶的参演,因为刘洵始终不让她参与这些。彼时的奶奶不知道天黑之前的霞光,最美。
6
1957年5月初,全国范围内的整顿党的干部作风的运动从地方到最上级都在普遍展开,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具体做法的批评马上变成了对于党本身的批评。一些学生甚至集会闹“废除制度”。
奶奶听说了北京正在发生什么,隐隐有些忧虑,但刘洵分析道中央不断强调“大鸣大放”,青年学生拳拳爱国心,虽行为确实偏激,大体应是无妨。
后台,刘老师正帮奶奶打粉。少女玩心大起,捡起块腮红就往男子脸上扑去。刘洵躲闪不及,成了个花脸猫。说着“别闹”,刘洵仍专注于眼前人颊上未匀的妆。奶奶发现红扑扑的男子面颊,怪有几分可爱。
奶奶后来后悔道不该那样亲密,就不会引人留疑心。
剧终卸妆后,两人在惯常行走的河畔散步戏耍。户外的昏黄已然凝聚成夜的乌黑。赤脚在河滩上享受鹅卵石的按摩,奶奶忍不住合手舀水泼向刘洵。他左手提着奶奶的布鞋,笑着用右手反击。月影凝静地在水里晃悠,沙沙的风像梦里轻涛吐复收,话语湮没在凉凉的夜里。心海,潮涨潮落。
“你惊醒我的昏迷,偿还我的天真。”刘洵唱道。奶奶笃信地点头。
第二天,两人的事情传遍全村。许多人都夸赞二人郎才女貌,养父却面色凝重地沉重摇头:“你最好还是别跟他在一起。”养育之恩令奶奶不敢大声回应,只以沉默表达对养父的叛逆,对命运的叛逆。
1957年5月中旬,“不受约束的鸣放正在削弱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10]。随着领导人对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反右运动”开始。
“知识分子尽管思想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是有积极的作用。”乡书记这样定调,但刘老师悬着的心始终不曾放下。奶奶提心吊胆,不知如何宽慰他,只能陪在他身边,和他一起静默地望着远山。莲花又开放了,送来些清香。
到1957年秋季,一系列国内外压力迫使战略的改变。结论尘埃落定:“‘反冒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但挫伤了群众热情,还鼓励‘右派’发动政治进攻。”[11]
“反右”轰轰烈烈地铺展,吞噬了刘洵。新仇旧账一起算,地主的“狗崽子”居然妄想侵犯党的权威。他被赶出宣传队,一顿毒打,强迫做出“交代”。施暴者中不乏当年分到刘家田地的农民。借着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终于可以快意恩仇,在道德欢呼声中改造“地富反坏右”。
“癞蛤蟆就是癞蛤蟆,休想吃天鹅肉。”政治批斗完,村人嘲笑他色胆包天,竟跟老实的中农成分拉扯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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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叹息着女大不由爹,切断二人交往。奶奶心心念念都是洵哥,长夜怔忡,挣不开噩梦。养父抱了奶奶喜爱的莲蓬回家。往事浮上心头,和刘洵一起采莲的情景历历在目,奶奶手剥莲衣,眼含悲泪,嚼咽莲心,直言心苦。养父不忍,详陈利弊:跟地主成分联姻反映思想堕落,是极大的耻辱。此前刘洵作为村里少有的读书人得到任用,很多人已经暗暗窥视,等机会落井下石。依照现下情况,若不与身负地主后代和右派分子两重罪名的他速速切断联系,奶奶一辈子都不得翻身,他恐怕也会遭到更无情的批斗。
“你是我养育十几年的女儿,爸爸怎能让你陷进去?”
奶奶难受在心里,除让养父暗暗送些伤药,别无他法。养父常转述刘洵的话,多是让奶奶照顾好自己的叮嘱。
待养齐伤,刘洵被安排做最苦累低下的活,插秧抢稻,清粪沤肥。毒辣的日头和凄苦的风雨磨去了他的英气。乡人对他的最后一块遮羞布都不复存在。在分配物资时,他的口粮被屡屡克扣。那阵子村井中浮上来一具尸体,那是无力继续抗争命运的右派分子丁文。
一天夜里,刘洵溜到奶奶窗边唤道“兰香醒醒”。见到朝思暮想的人,奶奶立马清醒,翻身下床。惊讶、喜悦、急迫交杂,千缕情丝,无从说起。刘洵把红手链递给奶奶,让她好好保管。这是母亲留给他的唯一念想。翡翠观音充公,只有这根红绳,伴他熬过这些年。他把红绳看成娘的陪伴,现在却把它交给奶奶。
奶奶问他:“发生什么了?”
他只说:“继续留在这,怕是难逃丁文的厄运,我想出去避避。没什么送给你,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最珍贵的东西。你好好收着。”
奶奶发现他瘦了,憔悴了,想叫他注意身子,考虑一番,把空话咽回去,只无奈地点点头。
“别皱眉头,好好的。我唱歌给你听,”刘洵微笑开嗓,“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莲叶深处谁家女……”
四目相对,时间凝结成化不开的脂。那么长,这么短。
原来,有村民听闻刘洵还藏着家底子,提议搜查刘家,借机出口恶气,消解收成不如意的怨愤。井中浮尸涌上脑海,刘洵再难忍灵与肉的双重侮辱,生的本能驱使他不携分寸潜走了。
清晨村民骂骂咧咧,奶奶在家能隐约听见。他们按耐不住,破门闯入刘家,人去屋空,只找到破旧不堪的碗筷被褥用具,和裂痕斑斑的空米缸。
1956年前后,“双百运动”和“反右运动”间,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到这里戛然而止。
后记
奶奶没有料到,当年一别,此生竟再也未见。
过了两年,奶奶嫁与爷爷,她终是没能挣脱童养媳的命运。爷爷会把弄草药,老实本分,懂体贴人,只是不懂音律,难让妻子重拾激情。婚后,戏梦到头。奶奶退出宣传队,任谁请也不上。逢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世道浇漓,爷爷奶奶的日子过得艰难,拼力养育三女一子。经历过初心的萌动,之后只是将就。婚姻生活平平淡淡,两人相敬如宾。奶奶常常给子女们唱歌,在子女期盼和赞赏的眸光中,她捕捉到了自己那一闪即逝的真实面。
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人人都有使不完的力气和盼不尽的未来。奶奶常想,如果自己生在这个年代,多好。每个人安分生活,再不说什么阶级对立,只要两情相悦,没有人能干涉爱的结合。奶奶偶尔会独自走到河畔沿小路漫步,唱着歌,摩挲手链,怀念伴自己撑过来的心海里的他,做着骨血里的梦。莲蓬还在,只要唱着歌,惊醒昏迷偿还天真的人,就好像也一直都在。奶奶一直对刘洵魂牵梦萦。可之后六十年,像一朵浪花儿藏进大海,他消失了。奶奶常想,他过得好吗?
2017年,黑龙江寄来的信几经转手,终于到她手中。奶奶读信后,让我指导她重新开始音乐学习。每早对钢琴练声,她常常忘记音位,求助于我,而后不厌其烦地重复练习。为了熟练识谱,奶奶握起了钢笔,仿绘五线谱。她抓得很紧,青筋凸起,骨节僵硬,没有多久就要停下休息。
奶奶受了大苦,只为圆满刘洵的遗愿。信封里是来自刘洵的几张手写歌谱和一摞信。信中回忆了两人清新的爱情,简述了他这些年的境遇:辛苦流荡,有过一次婚姻,但配偶早逝,未育子女,后未再娶。他常常梦见,他写歌,奶奶唱,琴瑟和鸣。他在信里托奶奶把他写的歌唱出来,他在天上一定听得见。
几个月的练习后,奶奶望着蔚蓝如洗的天空:“我变一个萤火,你变一颗星。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历史探究实属不易。早已知道文史研究在21世纪迈入了高度职业化和技术化的阶段,通过这次采访和记述,我理解并践行了作为准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探究精神。年代久远,奶奶对于很多情节性的细节性的场景记得很深刻,对时间、政治背景等却稍微模糊。所幸有刘洵老人的详细信件作为佐证辅助我探究。作为基层知识分子,他回忆和写作的思路十分清晰。加上多方查阅资料,史实史料辅助我推理出时代背景,我建构了这段历史场景,得到奶奶的确认。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大抵如此。
恢弘的历史与微小的个人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指出世界上的每个公民同呼吸共命运。迁移过来,我想我们都是“时代命运共同体”,微不足道的个体与浩浩荡荡的历史之海紧密联系,见证、记录、传承甚至推动历史。学习“双百运动”时,我和奶奶分享自己所学,她的深刻理解令我惊讶。作为亲历者,她讲述了她所拥有的平凡而独特的爱情遗憾。我虽是至小中的至小,但是记录这段历史的使命却令我不再感到卑微。
历史不应被翻过。历史无小事,每一事件都值得审视和反思。比生命的消亡更加悲惨的事情,可能会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承认,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时代的记忆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意在争取弥合裂缝,发挥现代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反右运动”扩大化无疑恶化情况,扩大了这道鸿沟。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但站在今天往回看,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做对了什么和我们做错了什么。诚恳地反思过去并非“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正如2010年英相卡梅伦宣读塞维尔报告,把北爱尔兰的“血色星期日”进行了详细还原,恢复了其复杂性,令国民能够共同反思。当代中国历史教材中,已经采用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范式,带我们初步认识了什么是错什么是对,这令我感到欣喜。
历史精神是人文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科技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支柱,人文则始终屹立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是处事之本。在这次探究过程中,我从政治政策的反复性中感知了何为不可阻挡的偶然与必然的统一,从人物的矛盾性格和观念中体会了何为黑与白之间的灰色过渡的复杂性,深入体悟了记录真相的人文使命。奶奶所回忆的拘束单一的时期让我更珍惜开放包容多元的新时代。这次活动下来,历史精神的培养让我更有可能破除直观经验感受的模糊理解力,以更加客观成熟理性的眼光看待问题。
从这次历史探究中,我感悟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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